清末有个阎敬铭（1817—1892），字丹初，陕西朝邑县人，据说是“为官清廉耿介”，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，有“救时宰相”之称。光绪元年，秦晋大饥，他奉命督办晋赈。他杀贪官、厉行节俭，精校财赋，剔除中饱，甚至让老婆“纺绩于大堂之后。僚属诣谒者，惟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”。所以百官肃惕，老百姓甚至把他比作包公。就是这样一位有为的官员，为了表现其节俭，拿山西的褡裢布来做袍子，取其粗厚、便宜、耐磨，当然穿起来感觉应该像铠甲一般的威风。山西官场于是风行褡裢布袍，这就有了下面的笑话。
有一名新中进士，被分配到山西任官。他借了一套绸缎官袍去见阎丹初。阎很不高兴，说：“如今灾情危急，你还如此奢侈阔气，肯定很有钱，可以捐出一些做赈灾。”新官说：“卑职来到这里，所得俸禄刚够置点普通衣服，哪里有钱去购买褡裢布？只好借了别人的绸缎衣服。”原来由于阎敬铭的提倡，山西官员流行穿褡裢布，而褡裢布产量有限，一时物以稀为贵，搞得比绸缎还贵，这是谁的错？据说阎敬铭离开山西的时候，名下良田“几举山西之荒田而有其半”，这是后话，不提也罢。
在现代企业中，揣摩的程度取决于机构政治化的程度。过度政治化的环境下，规则只是对普通员工有约束力，领导及其身边的小团体，都可以寻找到践踏规则的特别理由和方法，揣摩上司变成了生存的必修课。过度的政治化必定产生过度的揣摩，而这种现象的结果必定是上下沟通渠道堵塞，企业组织实质上已支离破碎，弥漫着看人脸色行事的病态气氛，而结果必定是内耗严重，业绩下滑。我这里想强调的是领导人尤其是核心领导人，要对组织的政治化程度负直接的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