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这两次进献的计策之主旨皆是所谓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裴松之针对他的第一次建言已经做了非常精辟的评论。
(贾)诩之此谋,未合当时之宜。于时韩(遂)、马(超)之徒尚狼顾关右,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,亦已明矣。彼荆州者,孙、刘之所必争也。荆人服刘主之雄姿,惮孙权之武略,为日既久,诚非曹氏诸将所能抗御。故曹仁守江陵,败不旋踵,何抚安之得行,稽服之可期?将此既新平江、汉,威慑扬、越,资刘表水战之具,藉荆楚楫棹之手,实震荡之良会,廓定之大机。不乘此取吴,将安俟哉?至于赤壁之败,盖有运数。实由疾疫大兴,以损凌厉之锋,凯风自南,用成焚如之势。天实为之,岂人事哉?然则魏武之东下,非失算也。诩之此规,为无当矣。
其实,贾诩第二次在黄初年间的建言亦是如此:曹丕伐吴,并非是他的部将之中没有诸葛亮、陆逊那样的英才,其失利之关键在于曹丕本人好战而不善战、刚愎而又自用,当然是劳而无功。他若大胆建议曹丕放手任用臧霸、曹休、夏侯尚等人,令他们各当一面、各尽所长,必能大有斩获,又岂会在伐吴之役中郁郁而归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