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前几天，他还和郑小琳计划着未来，谁知到头来命运竟是这样残酷。他恨游向东。他恨他自己。他不敢设想今后的日子。有的时候，他真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。他不是做过很多梦吗？有美丽的梦，令他感到幸福得不可思议；也有噩梦，在梦里，一切美好的东西，本属于他的，都被毁得一无所有。
他还有思考力：不是梦，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他知道，按理说，他和郑小琳没有分到一起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更不意味着他们的未来就此毁了。他们还年轻。在地图上，从四川的雅安到云南的昆明，就是那么短短的一条线。以后，不会是经过漫长岁月的“以后”，他们总会调到一起的，很多恋人、夫妇都是如此。从表面看，问题并非严重得不可承受。但进一层看呢？真的如此吗？当然不是！
他现在不可能完全了解是哪些必然和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的命运，但要大体上推断出来却不难。他想：按分配计划，别说不用特意照顾，只要不存心刁难，只要不蓄意把他们分开，把他们分配到一起可说是易如反掌。去不了北京，可以留四川，不能留四川，可以到新疆。但偏偏要把他们拆开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我和游向东本人无冤无仇，我没有任何事冒犯过他。应当说，他不是在泄私愤。他是在执行公务，他是在按照他所说的原则处理问题。这时，赵翔想到了去年从中和公社回来后不久游向东找魏峰谈话的事。听了魏峰的转述，他当时很气愤，但想了想，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新的把柄捏在游向东手里，没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事，现在想来，自己实在太幼稚了。他又想起游向东对小琳说的，他曾想把他们都分去昆明，是云南人事厅来川大要人的干部看了他的材料，又了解了一些情况，就拒绝接收他。他知道，只要“工作需要”，游向东这类人撒起谎来是一点不会脸红的，他们可以道貌岸然、振振有词地说谎，甚至反过来斥责说真话的人是“编造谣言”。但在那一点上，他却未必是凭空杜撰。把我和小琳拆开分到两地，这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而让我们分在一起，对他又有什么坏处？无论怎样，都不增也不损他一毛一发。这一定还有别的原因，更为重要的原因。突然，他想起了最近的反标事件。他在发现反标以前的两三天里不止一次去过期刊阅览室，这一点他心胸坦荡地按要求写明情况上交了。游向东他们当然很快就会知道。我常常翻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期刊，这也是游向东他们容易掌握的。他们会把所有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分析，根据他牢牢记着的我鸣放中的问题，根据他在我下乡小结和调查报告里找到的问题，认定为我一贯对党不满，对社会主义不满，还“丑化”“攻击”三面红旗……按照游向东一贯的思路，极有可能把我推论为写反动标语的嫌疑人之一。这个反革命案件还没有破案，那就是说，我还是被他们怀疑的人。我的“可疑”会被记录到档案里去。如果事实真如自己刚才的推断，云南省人事厅不愿意接收他就一点也不奇怪了，因为他们看了我的档案，见到了档案中的最新的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