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的政治变革结局，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，也和推行变法者的历史观念、时代文化思潮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欧阳修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，他写《新五代史》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是以历史宣传他的变革思想，把变革历史的观念，寓于史论之中。他指出支配历史盛衰的是“人理”，而人理具体的内容是重民、爱民。他在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中说：“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，必立经常简易之法，使上爱物以养其下，下勉力以事其上，上足而下不困。”又说：“损民而益君，损矣；损君而益民，益矣。”[31]他的史论宣传治国要亲君子而远小人。在所谓的朋党问题上，他认为“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”。另外，把集兵权于中央，作为唐、五代史的一条教训，写在史书内。他的文章与史书中的史论相互照应。而这又与他在庆历新政中提出的主张相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