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三圣人之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虽然也是压迫之道、剥削之道,但面对着蒙古贵族野蛮的屠杀和掠夺,实行这种三圣人之道,也可以说是“行文教,施善道”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儒家和佛教信徒的耶律楚材才乐于替成吉思汗起草诏书,欢迎丘处机向成吉思汗宣传三圣人之教,而他本人对丘处机也能以礼相待,来往密切。尽管以后佛、道、儒三家也曾发生一些矛盾和斗争,但三者的合流和合作却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,用这种说教代替蒙古贵族的屠杀和掠夺,这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封建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。
丘处机接到成吉思汗的第二份诏书后,不便再次推辞,于是与刘仲禄等一起西行, “崎岖数万里之远,际版图之所不载,雨露之所弗濡”,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域谒见成吉思汗。
丘处机与成吉思汗,一个是主张清心寡欲、反对杀伐的道教首领,一个是以征服为乐的帝王,他们几乎处于矛盾的两极,丘处机为什么不赴金、宋之召,反而乐于不远万里去谒见成吉思汗呢?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所写的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。
丘处机生在金朝不赴金朝之召,身为汉族人不向往南宋,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。在成吉思汗南征金国时,金统治下的汉族和契丹等族的地主阶级很多人不支持金朝,反而乐于和蒙古贵族合作,这主要是因为女真贵族的统治实在太黑暗、太腐朽了,并且大大侵犯了汉族和契丹族地主阶级的利益。信奉全真教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,他们之所以隐居不仕,正是因为他们不满于女真贵族的统治,他们是女真贵族政治上的反对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