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道面容易明白，这句话是对的。后世的学者，忽略简易明白的大道不遵循，却把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作为学问，这是孟子所说的“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找，事情本来很容易却往难处做”。孟子说：“道就像大路一样，难道很难认识吗？只是由于人们自身有问题，不去探求而已。”在良知良能上，愚夫愚妇和圣人一样。但只有圣人能致良知，愚夫愚妇却难以做到，这是他们的分别。圣人怎么会不知道事物随时代而变化？只是不会只学习它们罢了。圣人所说的学问，只是致良知来精确地体察心中的天理，这同后世的学问不同。你没有花费时间去致良知，却急切地为这些细节问题发愁，这正是追求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，以至于成了做学问的弊端。良知对于事物的变化，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样。事物变化的细节不能事先确定，就像方圆长短的无穷无尽一样。所以规矩确定明白后，那么方圆就不能被遮蔽，天下的方圆也就没有尽头；尺度一旦制定，那么长短就不能遮蔽，天下的长短也就没有尽头。良知实现了之后，那么事物的变化就不会被遮蔽，天下间事物的变化也就无穷无尽了。不在心中的良知处认真体察失之毫厘、谬以千里的差异，那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？这是不用规矩而想要确定天下的方圆，不用尺度而想要确定天下的长短，在我看来这是无比荒唐的做法，只会白费功夫而一无所获。你说“在季节温清、早晚定省上谈论孝道，谁不明白”。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实现孝道。如果说粗略知道温清定省的礼数就算是能够实现孝的良知，那么，凡是知道君王应当仁爱的人，都可以说他能做到仁的良知，凡是知道臣子应当忠心的人，都可以说他能做到忠的良知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天下还有谁做不到致良知呢？因此说，“致知”最关键的在于实践，不实践就不能作为“致知”，现在关于这件事就很清楚了。知行合一的主旨，不也就更清楚了吗？至于舜不告知父母就娶妻，难道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准则，所以舜能够考证什么经典、询问什么人之后再这样做？还是他根据内心的良知，权衡利弊，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呢？武王不安葬文王就兴兵伐纣，难道是之前已经有这样的准则，所以武王能够考证什么经典，询问什么人之后才这样做？还是他根据心中的良知，权衡利弊，迫不得已才这样做？假如舜心中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，武王心中不是真的要拯救百姓，那么，不请示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兵讨伐，就是极大的不孝和不忠。如果后世的人不努力致良知，不在处理事物时用心体察天理，只想凭空研究这些反常的事，把它们当作处理事情的准则，来求得办事时万无一失，这也太难了。其他的事，都可以以此类推，那么就能完全了解古人致良知的学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