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编年体通史，共294卷，上起战国时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（公元前403），以示“周虽未灭，王制尽矣”，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（959），以衔本朝国史，记述了其间1362年的史事。另有《目录》30卷，“略举事目，年经国纬，以备检寻”；《考异》30卷，“参考群书，评其同异，俾归一途”。《目录》相当于大事编年，《考异》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，与本书相辅而行。编年体史书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，汉以后以荀悦《汉纪》、袁宏《后汉纪》最为知名，是编年体皇朝史的佳作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编年类”史书，凡41家、48部、947卷。实际数字，当不止于此。唐人作编年体通史的，主要有萧颖士、马总、姚康3人。姚书称为《统史》，“上自开辟，下迄隋朝”，是一部300卷的巨制。后萧、姚之书散佚，只有马总的《通历》尚存残卷。《资治通鉴》的产生，是中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，清人章学诚说：“合纪传之互文，而编次总括乎荀、袁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作焉。”[25]他是在讲到“史部之通”的“极盛”状况时这样说的。从章学诚的论点来看，《资治通鉴》在体裁上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它把两汉以来历代纪传体史书的内容综合起来，并使分散于纪、传之中的同一史事得以集中地反映出来。第二，它总括了《汉纪》、《后汉纪》等编年体皇朝史的成果。第三，它同纪传、典制、文征等几种体裁的通史代表作一道，把史学上的通史撰述推进到新的阶段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《资治通鉴》无愧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的总结性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