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前的历史,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。而在政治方面,则所注重的,为理乱兴衰、典章经制两类。正史中的纪传,是所以详前者的,志则所以详后者。(已见《绪论》中)编年史偏详前者。《通典》《通考》一类的书,则偏详后者,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。所以后来功令,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。然编年体和政书(《通典》《通考》等),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,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。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的。纪传体以人为单位,编年史以时为系统,欲句稽一事的始末,均觉不易。自袁枢因《通鉴》作《纪事本末》后,其体亦渐广行。
中国的史学,在宋时,可谓有一大进步。(一)独力著成一史的,自唐以后,已无其事。宋则《新五代史》出欧阳修一人;《新唐书》虽出修及宋祁两人,亦有私家著述性质,事非易得。(二)编年之史,自三国以后,久已废阙。至宋则有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贯串古今。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,叙事虽不如《通鉴》的精,体例却较《通鉴》为善(《通鉴》有目无纲,检阅殊为不便。司马光因此,乃有《目录》之作,又有《举要》之作。《目录》既不与本书相附丽。《举要》则朱子《答潘正叔书》,讥其“详不能备首尾,略不可供检阅”,亦系实情。所以《纲目》之作,确足以改良《通鉴》的体例)。(三)讲典章经制的书,虽起于唐杜佑的《通典》,然宋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,搜集尤备,分类亦愈精。又有会要一体,以存当代的掌故,并推其体例,以整理前代的史实。(四)郑樵《通志》之作,网罗古今。其书虽欠精审,亦见其魄力之大。(五)当代史料,搜辑綦详。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王偁《东都纪略》等都是。(六)自周以前的古史,实系别一性质。至宋而研究加详。如刘恕《通鉴外纪》、金履祥《通鉴纲目前编》、苏辙《古史考》、胡宏《皇王大纪》、罗泌《路史》等都是。(七)研究外国史的,宋朝亦加多。如叶隆礼《契丹国志》、孟珙《蒙鞑备录》等。(八)考古之学,亦起于宋时。如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等,始渐求材料于书籍之外。(九)倪思的《班马异同评》、吴缜的《新唐书纠谬》等,皆出于宋时。史事的考证,渐见精核。